明朝朱元璋，他当年建立明朝是万民欢呼，因为他打掉了一个奴役华人、奴役汉人的政权，打掉了一个外来侵略者，恢复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大家一听这八个字，首先想起孙中山，其实它最早来自于朱元璋，因此朱元璋当年建立明朝的时候，那实际上万民欢呼，中华民族是十分骄傲的。 可是明朝从元以后，完全倒退，它从宋代的开放格局、经济张扬这个意识形态放松的局面，完全回退，形成中国社会一次非常奇怪的逆动。 第一，它虽然容忍蒙古人、色目人的存在，但夏夷之防的意识重置。大家知道，孔子学说中有“夏夷之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么一条东西在其中。那么明朝以后，再度重新把这个观念恢复回来，也就是中国的开放格局、开放文化和开放心理重新回缩，回来到1499年发生土木之役以后，竟然恢复长城的重建，长城是一个跟其他民族划割开来的一个封锁线。 第二，明太祖，也就是朱元璋刚建立明朝，就开始颁布禁海令。这个禁海令后来越来越发展，发展到片板不得下海，也就是任何海边的渔民都已经不能下海打渔了。到郑和下西洋以后，它竟然发展到连沿海十里以内的居民都全部内迁，闭关锁国发展到极致，以至于中国的海禁跟外界的沟通彻底隔绝，这种闭关锁国的局面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海外贸易被禁。绝片板不得下海，国际通商都完全变形。它这里发生了几件事情，大家看一看。 * 逮捕斩杀海盗陈祖义，不但不保护自己的侨民，反而打压自己的侨民，结果造成什么？随后荷兰人侵入印度尼西亚，残留的中国当地华侨只好追随荷兰人成为荷兰人的汉奸。这个事实和这个结果，最终导致上个世纪，大家知道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尼西亚曾经发生过多次屠杀中国侨民的事件，最多一次屠杀几十万人，这种民族仇恨都跟这件事情有关，也就是捕杀陈祖义以后，中国侨民不得不依靠荷兰侵略者和荷兰殖民者，来求得自己的生存权利。 * 倭寇实际上更多的是渔民。明代禁海以后，日本人不断的侵略明朝的边界海疆，这叫倭寇。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当年近海、沿海地区的渔民，尤其是原来做海洋贸易的人没有了活路，于是中国沿海的一批渔民和商贸者，原来的远洋贸易者组成自己的军事集团，一方面跟南洋通商，一方面抵抗中国政府，所以他们不一定是倭寇，他们反而雇佣了当时的日本人组成他们的集团力量，不断的冲击被禁的海防。 比如大家明史上都非常熟悉的，像汪直、徐海以及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当年他们都装作倭寇，或者带领倭寇进攻自己的祖国，为什么？他们实际上是想打掉中国的海禁，建立海外通商贸易，这个东西得不到才开始不断的侵犯中国海疆，这都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而这种奇怪的现象跟中国明代的海禁十分密切的关系。 * 中国的海外贸易竟然全被西方人所持有。中日之间的贸易，居然全部由葡萄牙人接驳，也就是由葡萄牙商人做中介，进行中日贸易。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的海禁发展到如何严重的程度，这种倒行逆施是一个很奇怪的后蒙古中国文化现象。 * 船队固然壮大，但却大而无当，海洋势头渐衰。大家知道，我前面讲过，南宋到元朝，中国的海上贸易是非常旺盛的，可是到明代，海洋贸易完全萎缩。 郑和下西洋确实带来了中国宋代以后的一系列技术，郑和的整个下西洋的这个团队，带领的军队两万八千人、六十二艘战舰和船只，它其中最大的那个旗舰，也就是郑和本人所坐的那个宝船，长440尺，横梁宽80尺，有九个桅杆，一只船可载千人以上。他这一只船，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整个船队三只船的数倍的载重量。可是如此大的船队，他出去干什么？他出去去做两件事情，全是政治目的，绝跟经商和现代商业远洋贸易活动无关。 * 寻找建文帝。 * 建立朝贡虚荣制度。 中国自古以来追求的是什么？ 国富兵强。它从来不追求民富国强，它是绝不允许人民富足的，所以它历来追求的是国富兵强，它达成的结果是国富民穷。这里的民穷，穷字主要指国民自由思想能力和自主行为能力的穷困，也就是国家力量过于张扬，对人民散在的自由能量给予压抑，这是造成穷困的原因，也就是思想和行为能力的穷困，这才是近代史中国不能张扬开来的原因。 --- 先秦诸子百家，它不仅包括文人学者，它还包括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当年叫纵横家），以及文人学者。因此，它的人数很多，留下文字著作的大约有三十几子。有学者认为，诸子实际上有三百多人，更有学者认为竟达上千人之多。所谓百家，最早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只提出六家，这就是阴阳、儒、墨、名、法、道这六家。以后呢，西汉早年，刘向的儿子刘歆，在《七略》中增加了四家，这就是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大家注意，这个小说家，它不是明清以后的那个文学小说，小说家指当年一批文人专门为官方收集街谈巷议、民情风俗这一批学者叫小说家。那么到班固写《汉书》，在《艺文志》中他说一段话，他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也就是他把小说家排除在十家之外，这就出现了所谓九流十家这个说法，隋唐以后就有了三教九流这个说法。所谓三教---儒释道，所谓九流就是不包括小说家的那九家。因此先秦时代，中国所谓百家，其实有只有十家。民国时候，有一个著名学者吕思勉，在他的《先秦学术概论》中又增加了两家，这就是兵家和医家。这样算下来，也不过十二家。但我们说先秦诸子百家这个说法成立，因为其实每一子，他们的观点都是有差别的，把每一子视为一家之言也不为过，这叫先秦诸子百家。 那么为什么在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这段时间，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是先秦诸子百家的焕发期？这个时期基本上完全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或者叫国学的根基，此后几乎没有任何重大突破或建树。大家要知道，那个时代被西方人称为轴心时代。所谓轴心时代，就是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之间，在全世界各个地区出现了一批奠定人类文明早期思想家的这种情形。比如中国的孔子、老子等等，比如印度的释迦牟尼，比如古犹太国中的缔造《圣经》文本的“以赛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比如古希腊从泰勒斯一直到亚里士多德。我们会发现，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全世界各个地区人类文明诞生初潮不约而同出现一批思想大家，被称为轴心时代。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首先，我们把它可以视为是同种智人出现的第一抹理性光辉。我在第一节课中讲过，我说全人类只不过是14万年前某一族人进化而来的智人，只是4万年前迁徙到欧亚大陆的这一批智人，从人种学上讲，他们完全是一个人种、一个物种，因此他们的智能发育和文化发育在一个同步调上展开是很容易理解。 其次，它是人类第一茬文明的成熟定型期，也就是在世界各地农牧业文明，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前后，进入完全成熟的状态。环地中海地区，古希腊为代表的半农业、半工商业文明，也在这个时期基本定型和成熟，这是这个时期，学者们能够进行总体探讨问题的历史文化基础。而且大家要注意，它是整个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 先秦时代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我们放开眼界，它其实是全人类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怎么转型？从采集狩猎生存方式向农牧业文明生存方式转化并且定型，这个过程是历经非常长的时间。要知道，农业文明早期只是采猎生存方式的一个边缘性补充。那么，到公元前600年前后，农牧业文明全面成熟，古希腊环地中海地区的半农业半工商业文明也成熟。因此，中国的先秦时代迎合着世界的轴心时代表现为三大特征。第一，中国社会的第一次社会大转型；第二，全人类的第一茬文明的成熟定型期；第三，古希腊工商业异端萌芽的耀眼显露期，这三者共同汇集成轴心时代。中国先秦时代，就是这个轴心时代在东亚的分支和显现。 为什么这个时代会成为众多思想家展开思考的一个平台？ 有三个原因。 第一，社会转型问题丛生，属迷茫困惑中的摸索与探问。大家知道，在人类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复杂化呈现诸多人类没有见过的、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社会问题和生存问题，这些问题会使当时的人类面对重大的困惑，其中的思想者们就在这个困惑的基础上寻求解答。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困惑期、迷惘期是一个新生文化的诞生温床。这也就是我讲，当我们今天讲信仰破溃思想混乱的时候，我们不要认为它只是一件坏事，它预示着另一茬新文化新思想行将发生。 第二，生存复杂度提高，我们也可以把它叫生存难度提高、生存成本提高、生存艰危度提高、生存结构分化度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信息量暴涨，于是人们必须面对新的生存结构和生存环境展开追问，这是轴心时代和先秦时代的第二个特点。 第三，碎片化的封建制提供了相对自由与宽松的社会文化氛围。大家知道，在先秦时代，中国是典型的而且是唯一的封建时代。这个时候古希腊是城邦文化，也就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政治集团。欧洲直到中世纪小的各个封国也是普遍存在。因此，它就提供了某种思想自由的社会条件。比如孔子，他在鲁国待不下去，他就可以周游列国；比如近代的笛卡尔、伏尔泰，他在法国待不下去，他就可以流亡到其他国家，然后展开自己的思想。所以那个时代的碎片化的政治结构，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 --- 现代社会尽管国家政治体制严峻，但是它更需要自由。为什么自由的诉求在现代社会是一个重大诉求，就是因为面临了更复杂的问题，面对了信息量更大的社会，如果不能展开自由思境，整个人类生存就会陷入危机。而且大家知道，在我们当今社会，社会结构更复杂、信息量更大、社会危机更严重，它标志着我们今天需要探讨的问题远比先秦时代更多，这就是我们讲这节课的一个重要启发点。我们听先秦诸子百家这节课，除了温习古人思想展开的路径，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知道，当你面对一个社会转型，一个重大社会困惑不断扩散、信息量不断增大的生存困境时，你得怎样去仿效前人面对现实，提出新问题、提出新思想。这样人类才会为自己的未来生存开辟通道，这就是这一节课最重要的启发意义。 现在回过头来看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我们会觉得相当的粗糙。我下面讲课的时候，大家会有感觉。你们现在听别人介绍诸子百家，也会有那种感觉。其实是因为三个原因。 第一，时过境迁，问题变形。我只给大家直接举例子，比如古人最面临的问题是吃不饱饭的问题，而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吃得过多、得肥胖病的问题；古人面临的问题是打不到猎物的问题，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保护生态、保护濒危动物的问题；古人面临的是垦荒、扩大耕地的问题，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保护森林的问题；古人面临的问题是武器不够精进，而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大规模和毁灭性武器如何削减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和古人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甚至相反，这就导致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古人讨论的问题，显得相当低级。 第二，远古社会构型十分简单。大家知道，我在前面上课的时候，我讲过中国古代农业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农业文明，它叫皇权农妇型社会（17:29）。也就是它的社会结构非常简单，只有极少数、万分之一都不到的人，处在社会顶层进行社会管理，绝大多数农民同质化的平铺在社会基层。大家知道，唐太宗时代，中央朝廷官员都只有600多人，在这样一个扁平社会结构下，社会结构非常的简单，因此探讨的问题也就非常的简单。而古希腊包括古希腊的那些城邦文明，我们把它叫城邦微缩型文明，它都是一个一个非常小的社会群团，因此它的社会构型十分的粗糙简单，因此他们讨论的问题也就粗糙而简单。 第三，当时信息量很低。大家知道，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信息增量过程，信息量越低，你处理的问题当然就相对越简单。这就是我们现在回望先秦诸子百家，我们有一种过时的感觉。但大家一定要知道，他们当时是人类思想最高度的调动，而且它构成中国国学的全部文化基础，因此他们极具思想闪光。更重要的是，他们探讨的是人类生存的基层问题，也就是最基础的问题。我前面讲过，越原始、越基础的问题，越具有奠基性、决定性和稳定性。因此，他们探讨的问题似乎永远都不会过时。 我们今天讲先秦诸子百家，我们前面讲过古希腊哲学，这两者在智能调动上略有差别，一个是抽象的精密逻辑的假设证明体系，一个是散点式社会问题的讨论。那么，我们就会觉得中国文人总体智力水平似乎偏低，其实还是这个道理，就是古希腊的哲人和中国先贤面对的问题不同。请大家再回顾我第一节课---东西方文明生成的渊源和背景。由于东亚是一个封闭地貌，而且是人类原始农耕基地三大基地之一，因此它无法进行工商业交换，因此它是世界上最典型最集萃的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立即带来人口暴涨、成百倍暴涨，于是人际关系和资源关系格外紧张，于是中国先秦时代的人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人伦社会问题的探讨之上。而古希腊，由于它面临一个小小的地中海，可以在北非、近东通过商业交换获取粮食，而古希腊自己的地理条件种植粮食条件极差，这逼迫着他们展开半农业半工商业式的交换式生存方式，而工商业文明是跨局域获得资源，因此他们的人际关系和资源关系的紧张度就比东亚为低，而且它的社会结构也就相对的比较简单，社会问题也就不够突出，这使得古希腊哲人，再加上工商业文明需要创新、需要器械制造的特殊的计算能力，这就使得他们把主要精力用在了自然学问题上，用在了几何学数学精密逻辑的钻研上。大家知道，古希腊的社会制度是民主制，雅典至少是这样。其实古希腊各城邦的社会制度差异极大，比如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那个地方，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它立即就是一个专制型的军国形态。而雅典这个地方，农业生产条件极差，于是它就是一个工商业文明的民主形态。要知道，当年的民主被古希腊哲人视为是最坏的政治制度。大家知道，柏拉图贵族出身，他曾经说古希腊的制度可以分六种来谈，前三种叫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他说君主制的败坏状态叫僭主制，贵族制的败坏状态叫寡头制，共和制的败坏状态叫民主制，因此当时柏拉图认为最坏的政治结构形态是民主制。可是为什么雅典偏偏是那个最坏的民主制呢？你想想它的道理。工商业文明要求每一个人去进行自由竞争，他远长途跋涉经商不可能拖家带口，而且他不做农业文明靠个人竞争，血缘关系必然打破，每一个人像一个自由单子，每一个自由人怎么组成社会结构？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民主制。由于那个时候民主制刚刚兴起，工商业文明刚刚是个萌芽，因此民主制非常不成熟，民主制在某种程度下可以叫群氓政治，可以叫暴民政治，因此它表现得极为纷乱。这就是当时古希腊哲人探讨民主制的时候，是把它列为最坏政体的原因。我想说明的是，你理解任何问题，你都得回到那个时代，你得知道它发生的渊源，你得知道它面对的困境，你这样才能理解问题。因此我们下面讲先秦各位学者思想的时候，你不要只觉得它太简单，而是要理解他当时面对这些问题思境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对人类未来生存起到了怎样深远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