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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指令性经济的法律与制度铺垫：中国2020-2026年立法重构与法理准备深度评估

第一章 宏观法理重构背景与指令性经济的制度演进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治理逻辑中，由和平时期的市场经济向战争或极端紧急状态下的“指令性经济”（Command Economy）过渡，绝非一蹴而就的行政命令所能独立完成，而是需要一套极其严密、预先铺垫的法律与制度基础设施。自2020年至2026年，中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管理法制体系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底层逻辑重构。这一时期的立法活动不再局限于对既有市场经济框架的局部修补，而是系统性地嵌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旨在为极端状态（如局部战争、全面武装冲突、国际制裁导致的全国性紧急状态）下，国民经济向战时指令性经济的迅速、平滑过渡提供无缝隙的法理支持。
指令性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国家权力的全面扩张：价格机制被配给制取代，自由市场资源配置被国家强制征收与调拨取代，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被强制征召与岗位锁定取代，而资本的跨境流动则被严格的外汇管制与资产冻结所阻断。通过深度检索并梳理2020年至2026年期间关于“国防动员”、“国家应急物资储备（粮食、能源、稀有金属）”、“战时金融管制”以及“预备役人员征召”等核心领域的法律法规变迁，可以清晰地识别出一条主线：即在保留平时市场经济运行外衣的同时，预置了大量能够瞬间激活国家全面接管机器的“休眠条款”。
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这一系列的立法重塑不仅扩大了政府的权力边界，更在法律文本中巧妙地植入了针对“紧急状态下政府接管私人资产与外汇”的越权豁免机制与司法程序中止条款。这意味着，国家力量已被赋予了在紧急状态下对私人资产、外汇、战略物资及人力资本进行绝对统筹的合法性基础，且在实施过程中免受常规法治社会中司法救济程序的羁绊。本报告将通过量化对比2010-2019年的立法密度，详细解构上述四大领域的具体新增条款与修订轨迹，全景式呈现中国由市场经济向战时指令性经济过渡的法理准备程度。

第二章 市场到战时的过渡：2010-2019与2020-2026立法密度量化评估

评估一个庞大经济体向战时体制过渡的意图与法理准备程度，立法与修法的频率、幅度、核心关切及文本语气的转变，是最为直接和客观的量化指标。对比2010-2019年与2020-2026年两个时间段的涉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立法，揭示出了显著的立法范式转移，即从“促发展、保稳定”的防御性修补，转向了“备战、统筹、反制裁”的进攻性与防卫性并重的系统重塑。

2010-2019年：基于市场逻辑的渐进式修补与低密度立法

在2010至2019年的十年间，中国相关领域的立法活动主要呈现“低频、微调、侧重经济增长与市场规范”的特征。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加速融入全球化、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因此，涉及国家安全与动员的法律修订往往退居次席，且修改幅度极其有限。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为例，2009年8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中，对《国防法》的修改仅仅是将法律文本中的“征用”一词机械地统一修改为“征收、征用” 1。这种修改仅仅涉及该法第48条的两处规定，修改幅度非常小，其实质是为了与2004年《宪法》修正案及2007年《物权法》中关于私有财产保护的表述保持字面上的统一，而非出于备战目的的实质性扩权 1。同理，这一时期的兵役法修订（如2011年）也主要侧重于平时兵员的补充、兵役待遇的改善以及退役军人的市场化安置，并未触及大规模战时动员机制的底层逻辑重塑 2。总体而言，2010-2019年的立法密度较低，应急与动员条款更多是象征性与原则性的，缺乏在战时极速剥夺市场主体资源配置权的强制性实施细则。

2020-2026年：高频、系统的战时法理铺垫与高密度立法

进入2020年后，以应对复合型国家安全危机为导向的立法密度呈现指数级增长。从2020年底对《国防法》的根本性大修，到2026年《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的全面废旧立新，中国在短短六年内构建了一张无死角的战时经济法律网。这一阶段的立法不仅频率极高，而且在“紧急授权”、“征用豁免”及“反制裁”等硬核条款上实现了零的突破。

立法/修订周期	核心法案	修法幅度与新增关键条款特征	对战时指令性经济的法理贡献量化特征
2010-2019	《国防法》(2009修正)	极小微调。仅修改第48条2处，将“征用”改为“征收、征用” 1。	零新增强制条款，维持原有和平时期框架。
2010-2019	《兵役法》(2011修订)	局部调整。规范平时志愿兵与义务兵结合制度 2。	未触及战时全民强制动员底线，以市场化安置为导向。
2020-2026	《国防法》(2020修订)	根本性大修。共修改54条、增加6条、删除3条 1。扩大征用范围，强化科研与产能接管 3。	立法密度极高。将“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法，确立了全民无条件支持国防动员的最高法理基础 1。
2020-2026	《兵役法》(2021修订)	大修。新增第44、45条，授权战时停止退役、放宽征召年龄上限、无限期延长服役 5。	实现了劳动力市场的战时绝对冻结与人力资源的强制指令性分配。
2020-2026	《预备役人员法》(2022制定)	全新制定。共10章65条，全流程规范战时征召制度，压实军地各方责任 2。	填补历史空白，建立了将民间潜在人力瞬时转化为战时军事及生产人员的法律闭环 2。
2020-2026	《粮食安全保障法》(2023)	全新制定。强化国家战略与应急物资储备的收储、轮换与指令动用 8。	为战时粮食统购统销与绝对配给制提供了具体的执行依据。
2020-2026	《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修订)	根本性大修。创设第13条（司法程序中止）与第20条（应急指挥机构等效赋权） 9。	构建了极其关键的“越权豁免机制”，排除了战时强行接管私人资产的司法救济阻力。
2020-2026	《能源法》(2024制定)	全新制定。统筹化石能源的勘探、开发与应急储备 11。	确保战时工业命脉的指令性调配，排除外部供应链切断风险。
2020-2026	《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2026)	废旧立新。废止旧有6部法规，新增第76条反制裁条款与第77条放射性矿产特殊管控 12。	赋予了政府接管外资矿业资产、实施全面资源出口管制的合法武器。

通过上述量化与定性对比，可以看出，2020-2026年间的立法不仅是对原有体系的补充，更是一种体系化的重塑。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原有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被认为存在“理念不先进、更新不及时、体系不完备、军地不衔接”等矛盾问题 3。因此，这一轮立法高潮旨在发挥纲举目张的引领作用，为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提供基本遵循 3。在这一高密度的立法进程中，战时指令性经济所需的四大支柱——财产剥夺与接管权、战略物资统配权、劳动力强制依附权、以及资本与外汇的冻结权——已全部在法律文本中得到了落实。

第三章 财产接管与越权豁免：紧急状态下的私权悬置与国家免责机制

指令性经济的平稳运作，必然伴随着国家对私有产权、企业经营权及生产资料的大规模强制接管。在常规法治社会中，这种剥夺会面临极为庞大的司法诉讼阻力与国家赔偿压力。中国2020-2026年的立法活动，特别是在《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年修订）与《国防法》（2020年修订）中，巧妙地设计了一套“合法接管-司法悬置-事后补偿”的闭环机制，构成了紧急状态下政府行为的“越权豁免条款”。

国防动员下征收与征用范围的极限扩张

2020年12月26日审议通过的新修订《国防法》，在总则中首次将“总体国家安全观”上升到国防基本法律的高度加以规范 1。这一理论创新在法律条文中直接转化为对全社会资源的无限度索取权。新修订的《国防法》坚决贯彻全民国防思想，明确“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都应当支持和依法参与国防建设” 4。这种将“支持国防”设定为所有组织绝对义务的表述，在法理上彻底取消了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在面临国家动员时拒绝被征用的抗辩权。
更为具体的是，《国防法》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规定，国家依法实行军事采购制度，对国防科研生产实行“统一领导和计划调控” 3。法律要求承担国防科研生产任务和接受军事采购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及时高效完成任务，保证质量，提供相应的服务保障”，同时国家对供应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和物资依法实行“质量责任追究制度” 3。在战时状态下，这种“计划调控”意味着国家可以直接向任何具备生产能力的企业下达强制性生产指令，企业的原材料采购、定价权、销售渠道将被全面接管。一旦企业未能“及时高效”完成政府设定的指标，将面临严厉的刑事或行政责任追究。这种将民用产能瞬间转化为强制军工产能的机制，正是经典指令性经济的核心。
而在征收与补偿的原则上，2020年《国防法》修订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明确，根据国防动员需要进行征收、征用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13。然而，在战时指令性经济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往往意味着补偿标准的极大弹性与支付周期的无限后置，为国家无偿或低价占用民间资本提供了合法通道。

《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的程序中止与越权豁免

如果说《国防法》确立了战争状态下财产接管的宏观框架，那么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24修订）》则为政府在各类紧急状态（包括未达战争级别的全国性危机）下接管私人资产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微观法律工具，并首创了极其重要的司法豁免机制 9。
该法赋予了政府直接的征用权，规定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等财产” 9。尽管法律同样声明被征用财产在使用完毕后应当及时返还或给予补偿 9，甚至在第九十六条中规定了不及时归还或不按规定给予补偿的罚则（对有关单位处以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9。但这仅仅是文本上的平衡。真正在战时或紧急状态下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该法新设的第十三条和第二十条。
第十三条：司法与救济程序的法定中止（实质性豁免） 2024年《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因依法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致使诉讼、监察调查、行政复议、仲裁、国家赔偿等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程序中止的规定” 9。
这一条款是构建战时政府免责机制的点睛之笔。在市场经济法治框架下，如果政府强行接管一座私人厂房或冻结企业账户，权利受损方通常可以立即申请行政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甚至申请停止执行（禁制令）。然而，第十三条创设了法律上的“紧急状态例外”（State of Exception）。一旦国家宣布进入突发事件应对状态，政府及其下属机构的所有强制接管、财产征收、冻结行为将获得事实上的司法豁免期。受损的私人部门在危机期间不仅无法通过仲裁或诉讼程序挑战政府的指令，也无法立刻主张“国家赔偿”。这种对私权利救济渠道的“合法冻结”，彻底清除了指令性经济推行过程中的司法摩擦力。政府接管行为由于缺乏即时的司法干预，实质上获得了无限制的执行力，这就构成了最核心的“越权豁免条款”。
第二十条：临时指挥机构权力的极端扩张 配合第十三条的司法中止，第二十条进一步强化了行政指令的绝对效力：“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发布的决定、命令、措施与设立它的人民政府发布的决定、命令、措施具有同等效力，法律责任由设立它的人民政府承担” 9。
在战时或全国性紧急状态下，常规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府行政会议决策流程往往过于缓慢，且受制于各类法定程序。该条款赋予了临时成立的“应急指挥机构”（通常由军方、安全部门和高级技术官僚组成）极大的专断权。这意味着，这些非选举产生、无需经过常规议会审议的战时指挥中心，可以越过现有的行政级别，直接发布具有最高约束力的征用、接管、冻结命令。同时，“法律责任由设立它的人民政府承担”这一规定，为其直接操作人员提供了尽职免责的保护伞 9。执行人员在强制没收企业物资或实施金融管制时，无需担忧个人的法律风险。权力的极度集中化与执行者的个人免责，是任何一个成功运作的战时指令性经济体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第四章 战略物资的统制与武器化：粮食、能源与稀有金属的指令性调配

指令性经济的物质基础在于国家对维持战争机器运转与国民生存底线所需战略物资的绝对控制，以及将这些物资作为反制外部制裁武器的能力。在2023至2026年期间，针对粮食、能源和稀有金属三大命脉的专项立法，完成了从“市场化储备调节”向“国家强制调配与抗制裁导向”的根本性转变。

粮食与能源：生存底线的绝对国家控制

在粮食安全领域，2023年通过、2024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标志着粮食管理体制向战时底线思维的全面靠拢。根据相关的国家部门预算及工作计划文件，国家明确要求“根据国家储备总体发展规划和品种目录，组织实施国家战略和应急储备物资的收储、轮换和日常管理，落实有关动用计划和指令” 8。国家储备局的核心职能被强化为监测国际国内供求变化、预测预警并承担宏观调控的具体工作 8。
从预算数据的激增也能量化这种准备程度。例如，2024年粮油物资事务专项业务活动预算数为7206.16万元，较上年增加；而社会粮食供需平衡调查经费更是大幅增长47.28% 8。这种对社会供需数据的极度渴求与精确摸底，是实施战时“统购统销”和“粮票配给制”的先决条件。在紧急状态下，基于该法案及相关动员令，国家可以瞬间接管所有商业粮库，切断粮食的自由市场交易，实施针对全体国民的指令性配给。
在工业命脉的能源领域，2024年11月8日正式颁布、并于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为战时能源统制提供了法理依据 11。该法明确“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加大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以及“国家优化石油加工转换产业布局和结构” 11。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推进行业绿色转型与科技创新，但在战时语境下，这种对“产业布局和结构”的优化赋权，意味着国家拥有合法权力对现有的炼油、发电、电网调度企业进行强行整合与指令性排产。一旦遭遇海上能源通道的封锁，能源法将直接作为国家接管能源产业链、实行严格的工业与民用能源定量配给的法律基石。

矿产资源的反制裁武装化：《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2026）

如果说粮食和能源是防卫性的底线控制，那么针对稀有金属及战略矿产的立法则展现出了极强的反制与进攻属性。针对国际大国博弈中最具战略威慑力的矿产资源（如稀土、铀、钍、锂、钴等），中国在2026年6月15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839号）中，做出了极具突破性的制度安排 12。
这部2026年的新条例具有鲜明的战时色彩。首先，它彻底废止了包括《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等在内的六部旧有法规 12，实现了管理体制的集权化。其次，为了确保关键资源集中在具备国家意志的企业手中，条例第八条明确规定，对紧缺程度高、资源储量规模中型以上的战略性矿产资源，优先通过招标方式出让探矿权，这在实际上排除了不可控资本对战略矿产的渗透 16。
最引人瞩目的是其第七十六条引入的直接“反制裁阻断条款”：“任何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采取或者协助、支持采取歧视性的禁止、限制或者其他类似措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及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 12。
这一条款是战时指令性经济在涉外领域的极致体现。在极端情况下，国家不仅可以完全停止特定矿产品（如半导体产业高度依赖的稀有金属）的出口，还可以依据该“反制措施”条款，合法没收、接管甚至强制变卖参与制裁的跨国企业（或其母国实体）在华的矿业资产与关联供应链。这为政府没收外资财产提供了合法的国内法豁免。此外，第七十七条专门规定“国家对铀（钍）矿等放射性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和保护等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12，进一步收紧了对核武器与核能上游材料的绝对国家统制。

第五章 人力资本的战时绝对锁定：兵役与预备役的强制征召系统

经济基础的指令性接管，必须匹配对人力资本的绝对强制动员。指令性经济不仅指挥机器运转，更指挥劳动力的生死分配。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雇佣关系，而战时经济则要求劳动力对其所在岗位和国家任务产生绝对的人身依附。2021年修订的《兵役法》与2022年出台的《预备役人员法》，彻底改变了以往的松散结构，确立了人力资源的极限压榨与极速锁定机制。

《兵役法》（2021）：截断兵源与劳动力流失的法律铁闸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的修订（自2021年10月1日起施行）在第八章及相关战时条款中，展示了前所未有的强制力 6。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在国家发布动员令或者采取必要的国防动员措施后，各级人民政府和军事机关必须依法迅速实施动员，“军人停止退出现役，休假、探亲的军人立即归队，预备役人员随时准备应召服现役，经过预备役登记的公民做好服预备役被征召的准备” 6。
更为核心的是，第四十五条规定了极其宽泛的授权：“战时根据需要，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决定适当放宽征召男性公民服现役的年龄上限，可以决定延长公民服现役的期限” 5。这种无明确法律上限的年龄放宽机制与服役期限的无限延长，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层面。在战时指令性经济下，这意味着国家合法地接管了社会上绝大部分男性劳动力。国家可以根据前线战场消耗以及后方军工生产的需求，将原本在自由市场中从事非必需消费品生产的中年劳动力，强制转化为军事人员或指令性军工生产人员（工程兵、后勤保障等）。通过废除年龄上限，劳动力市场被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战时人力资源配给。

《预备役人员法》（2022）：战时征召的无缝对接与依附

作为兵役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预备役是国家储备后备兵员与战时快速实施动员的关键 2。2022年12月30日表决通过、2023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人员法》，结束了该领域长期依赖零散法条和行政命令的状态，实现了全流程的法治化 2。
该法共10章65条，着眼于“战时征召”的全流程规范，明确了预备役人员必须“随时准备应召参战，保卫祖国”的法律义务 2。法律压紧压实了军地各方（军队与地方政府）的责任 7，这意味着地方企业、事业单位在战时不仅无权拒绝放行本单位的预备役人员，还必须配合国家强制剥离这些熟练劳动力，企业自身的正常生产秩序在战时指令前必须无条件让位。
同时，该法虽体现了所谓的“人文关怀”，明确了患严重疾病、家庭困难、女性孕期产假哺乳期等缓召情形 7。但从法理学的角度看，这种以极其严格的“列举法”规定的豁免条件，实际上是排他性的。它反向确认了除此之外的所有适龄预备役人口必须无条件接受国家的人身依附与任务分派。这种高强度的人身约束和对请假、缓召的严苛条件限制，构成了战时指令性经济中最底层的强制劳工与兵役供给制度。

第六章 战时金融与资本隔离：外汇管制与跨国资产冻结的法理护城河

在现代立体化战争中，金融战与资本冻结往往先于热战爆发。一个国家若要成功切换至战时指令性经济，必须能够对资本流动，特别是外汇储备和跨国资本的流出实施绝对控制。防范资本外逃引发的挤兑，并合法地将境内外资转化为国家的战时资金池，是这一领域法理铺垫的核心。现行法律体系与国际条约的豁免条款在此形成了严密的“双重护城河”。

《对外贸易法》的“口袋条款”与外汇极端管控

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为战时外汇管制与对外贸易的全面切断预留了极具扩张性的“口袋条款”。最典型的体现是关于对外贸易的紧急状态条款。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在战时或者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下，或者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国家在货物、技术进出口方面可以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 17。同时，第20条规定，有关部门可以根据情况“制定、调整并发布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技术目录” 17。
“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在法律解释学上具有无限的膨胀性。这意味着一旦宣布进入战时或紧急状态，国务院及相关外汇管理部门无需经过冗长的立法程序，即可立即发布命令，全面冻结民间外汇结售汇业务，禁止外资企业利润汇出，实施强制性的无条件结汇（将私人外币强制兑换为人民币，国家统收外汇），甚至对涉及关键技术的跨国企业实行资产锁定和进出口禁运。
此外，第三十八条规定对外贸易经营者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应当遵守海关监督管理、外汇管理、数据安全保护等有关规定；而第四十条进一步赋予了主管部门对特定境外个人、组织“采取禁止或者限制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活动的权力 17。这种机制确保了在冲突爆发时，国内剩余资本无法外逃，而外部敌对资本及相关法人的账户则可被就地合法冻结。

国际双边投资协定（BITs）中的紧急状态例外与外资接管

战时金融管制的另一大法律障碍在于国际法，特别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签订的众多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s）。外资通常依赖这些条约来确保其资产不被随意征收以及外汇能够自由汇出。然而，中国在签订这些条约时，早已预置了战时管制的法律缓冲地带与越权豁免机制。
在典型的投资条约文本中，通常会规定：“一方的投资者在另一方境内的投资，如果由于战争或其他武装冲突、革命、全国紧急状态、或叛乱而遭受损失，另一方给予其在恢复原状、赔偿、补偿或其他有价值的补偿方面的待遇，不应低于其给予本国或任何第三国投资者的待遇” 18。表面上看，这是给予了外资国民待遇；但实际上，结合国内《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关于国内企业和个人补偿可以延后或通过“程序中止”暂缓处理的规定 9，外资同样只能接受这种“遥遥无期”的事后补偿。
更关键的是关于“投资和收益的汇回”条款。条约明确限定，外汇的自由转移有一个前提：“如果转移遵循关于外汇管理的中国现行法律和法规规定的相关手续” 18。在和平时期，这一条款被解读为常规的合规审查；但在“战时指令性经济”被激活的语境下，它成为了合法的“违约掩护”。一旦国家启动《对外贸易法》中的“紧急状态任何必要措施” 17 实行全面的资本管制，拒绝外资的汇回要求便具备了充分的国内法依据，进而也就满足了国际条约中“遵循中国现行法律”的前置条件，从而巧妙地规避了国际法上的国家违约责任。这种条约内嵌的“遵守东道国紧急状态法”的逻辑，为战时国家无偿占用或强制结汇巨额外商直接投资资金池，提供了看似完美无瑕的法理支持。

第七章 结论：从常态市场到战时统制的“一键切换”体系

对中国自2020年至2026年这一跨度内密集立法的系统性梳理与量化评估，不可避免地导向一个清晰且深刻的结论：中国已经从国家治理的法理底层，极其精细、完备地完成了由市场经济向战时指令性经济过渡的全面准备。这种法理重构绝非面对偶发危机的临时起意，而是一场具有高度前瞻性、系统互锁性与极限底线思维的国家工程。
与2010至2019年间那种低频率、温和修补式、以保障市场自由交易与经济发展为核心导向的立法相比，2020年代的立法呈现出强烈的集权化、安全化与武备化特征。通过《国防法》对统筹动员权限的宪制性扩张 1、《预备役人员法》与《兵役法》对庞大劳动力群体的无缝锁定与无限期强制依附 6、《能源法》与《粮食安全保障法》对国家生存底线物资的统一掌控调配 8，再到2026年《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将战略金属转化为反制裁的合法经济武器 12，一部精密咬合的国家战争机器的图纸已然全部落地。
而整个架构中最具威慑力与实操价值的，无疑是《突发事件应对法》及外贸相关法规中所创设的“越权豁免机制”与“程序中止条款” 9。在合法的“国家例外状态”下，传统的私有财产权、企业经营权、外资自由汇兑权以及针对政府强力接管的司法诉讼救济权，均被预先设定为可以合法悬置的次要权利。通过将指令性经济推行过程中的摩擦成本外部化（由社会成员自行消化损失）并切断法律诉讼渠道，国家消除了向战时体制切换的最大内耗。
所有通向战时指令性经济的法律桥梁业已落成，基础设施的铺垫已臻于完善。这套高度成熟的法律体系平时潜伏于市场经济的汪洋之中，一旦最高决策层面临极限施压或冲突爆发，只需按下各类紧急授权条款的“激活开关”，国家机器即可瞬间剥夺市场的资源配置权，合法进入全员、全域、全要素的战时统制状态。

引用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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