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KiB

Raw Permalink Blame History

为什么中国自2010年之后感觉越来越封闭？

您提出的“感觉中国自2010年之后越来越封闭”，是许多海内外人士的共同感受。这种“封闭感”并非指中国完全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而是一种从“全面拥抱世界”到“有选择、有条件地与世界互动”的深刻转变。

这种感觉的产生，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1. 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全面收紧 (核心原因)

这是根本性的变化。2012年之后，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将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安全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强化党的领导： 明确提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强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以往相对自治的领域（如学术界、民营企业）。
意识形态阵地战： 官方开始强调抵御“西方错误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加强了对学校、媒体、网络等领域的思想引导和管控。2013年的“9号文件”就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要求警惕和抵制西方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等观念的传播。
反腐运动的深远影响： 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在净化政治生态的同时，也加强了中央的权威，打破了地方和部门的利益集团，使得政策可以更强力地从上至下贯彻，减少了以往“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

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收紧，是所有其他领域变化的“总开关”。其目标是确保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执政党的绝对控制力不受挑战。

2. 互联网与信息流动的严格管制

对于普通人来说，感受最直接的莫过于互联网环境的变化。

“防火长城”（GFW）的升级与常态化： 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大陆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防火墙的技术不断升级，对VPN的封堵也日益严厉。这使得访问国际互联网变得越来越困难，内外信息鸿沟加深。
国内互联网生态的“孤岛化”： 随着微信、微博、抖音等“超级应用”（Super App）的崛起，中国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与外界隔离的互联网生态系统。信息、社交、支付、娱乐都在这个闭环内完成，普通人对外部世界的需求和接触自然减少。
内容审查的精细化和扩大化： 审查范围从政治敏感词，扩展到社会、文化、历史等各个方面。对影视作品、游戏、书籍的引进和审查标准也越来越严。这导致了文化产品的同质化和创造力的压抑，给人一种“管得太宽、太细”的封闭感。

3. 经济领域的战略转向

中国经济策略从过去的“引进来”和“走出去”为主的外向型模式，逐渐转向**“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强调“自主可控”和“国家安全”： 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尤其是对华为、中兴的制裁）让中国深刻认识到在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的风险。因此，“科技自立自强”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在半导体、高端制造等领域投入巨资，试图摆脱对西方的依赖。这在客观上减少了与一些西方科技公司的合作。
对外资和民企的监管加强： 《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的出台，加强了对数据跨境流动的管理。对教培、互联网平台、金融科技等行业的强力监管，也让外界，特别是外资企业，感受到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和营商环境的变化。这被一些人解读为对市场力量的限制和保护主义的抬头。

4. 社会文化领域的控制加强

对非政府组织（NGO）的严格管理： 2017年《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的实施，极大地限制了境外NGO在中国的活动，切断了许多中外民间交流的渠道。
教育领域的“去西方化”： 一些大学减少或停止使用西方原版教材，加强思政教育，强调爱国主义教育。这被视为在思想源头上减少西方影响的举措。
民间交流的减少： 签证政策（尤其是在疫情前已开始收紧）、学术交流的政治审查、以及民间对外国人态度的微妙变化（从普遍仰视到部分审视甚至敌视），都减少了中外民众的直接互动。

5. 国际关系与外交姿态的转变

从“韬光养晦”到“积极有为”： 中国的外交姿态变得更加自信和强硬，即所谓的“战狼外交”。在南海问题、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上，中国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这导致了与美国及其盟友关系的持续紧张。
叙事上的对立： 官方媒体和外交系统越来越多地塑造“东升西降”的叙事，强调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和西方制度的衰落。这种对立的叙事，自然会带来一种心理上的隔阂和封闭感。

6. 新冠疫情的催化剂作用

长达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是这种封闭感的**“放大器”和“加速器”**。

物理隔离： 严格的出入境管制、航班熔断、长期的隔离政策，使中国在物理上几乎与世界隔绝。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景象。
心理固化： 长期的隔绝状态，加上内外对疫情处理方式的叙事差异，加剧了国内外民众的相互不理解和心理隔阂。很多人习惯了没有国际旅行和交流的生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也更多地依赖被筛选过的国内信息。

总结

您感觉到的“封闭”，不是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与世隔绝，而是一种**“选择性开放”和“管控式开放”**。

对比之下的封闭感： 相比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那种开放、自信、拥抱世界的姿态，2010年之后的中国，特别是2013年以来，确实在意识形态、互联网、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向内收”的趋势。
战略意图： 从官方视角看，这不是“封闭”，而是为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所采取的必要防御性措施。目标是在确保内部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节奏和规则与世界打交道。
结果： 这种转变的直接后果是，中外信息差、认知差和信任差都在扩大。对于习惯了过去四十年“越来越开放”趋势的人们来说，这种逆转自然会带来强烈的“封闭感”。中国仍在进行大规模的贸易和有选择的科技文化交流，但互动的大门，确实装上了更严格的“安检系统”和“防火墙”。

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什么呢？

说得非常好，您问到了一个关键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提法，正是理解近年来中国内外政策变化的“总钥匙”。

这个概念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17年底首次系统性提出，并在此后反复强调。它不是指某一个单一事件，而是对当前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的一个宏观战略判断。其核心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

1. 国际力量对比的根本性变化：“东升西降”

这是“大变局”最核心、最直观的体现。它指的是：

“东升”：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的经济总量、科技实力、军事力量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升，成为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的核心力量。
“西降”：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其相对实力和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正在减弱。这表现为内部社会撕裂（如民粹主义兴起）、经济增长乏力、政治极化以及解决全球性问题能力的下降。

这个判断意味着，自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持续了七十多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动摇。中国认为，世界权力的重心正在从西方不可逆转地向东方转移。

2.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冲击

“大变局”也指由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重塑经济格局： 这场科技革命正在改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谁能掌握核心技术，谁就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这解释了为什么中美之间的竞争首先在科技领域（如5G、芯片）白热化。
改变战争形态： 智能化、无人化正在颠覆传统的军事和安全观念。
冲击社会治理： 数字技术给国家治理带来新工具，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网络攻击等新挑战。

中国认为，这是一个“换道超车”的历史机遇。如果能抓住这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彻底改变落后局面。

3. 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

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是二战后建立的，主要反映了当时西方大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功能失调： 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如新冠疫情）、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现有体系显得力不从心，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代表性不足： 现有体系未能充分反映新兴市场的崛起和诉求。
中国的方案： 中国希望在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此，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主导创建了亚投行（AIIB）、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试图提供替代性的公共产品和方案。

4. 全球思潮和发展模式的激荡

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曾一度盛行，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的终极模式。

“西方模式”的祛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的社会矛盾、以及应对疫情时的表现，都让“西方模式”的光环褪色。
“中国模式”的凸显： 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在国家动员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的能力，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种替代性发展模式，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吸引力。

因此，“大变局”也包含了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层面的竞争。中国更加自信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制度优势，不再认为需要向西方“看齐”。

总结：“大变局”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个战略判断对中国来说，是**“危”与“机”并存**：

机遇（机）： 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期。世界权力的转移、科技革命的浪潮，都为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上升空间。官方常说的**“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就是这种机遇感的体现。
风险（危）： 这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时期。
- 外部打压： 崛起的中国必然会遭遇守成大国（主要是美国）的全面战略遏制和打压。
- 内部挑战： 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矛盾、环境问题等内部挑战依然严峻。
- “黑天鹅”与“灰犀牛”： 全球动荡可能引发各种不可预测的风险。

因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判断，是中国近年来所有内外政策的底层逻辑。

对内，为了应对风险、抓住机遇，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政治安全和内部稳定，强调“自主可控”和“国家安全”，动员一切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您所感受到的那种**“收紧”和“封闭”**，因为在官方看来，这是应对外部惊涛骇浪的必要防御姿态。
对外，告别了过去的“韬光养晦”，采取更加积极有为的外交策略（有时被外界称为“战狼外交”），以更强硬的姿态维护自身核心利益，并积极主导国际议程的设置，推广自己的理念和方案。

简而言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中国对自己和世界所处历史方位的一个总判断：一个充满希望但又极其危险的转型时代已经来临，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准备斗争，以夺取最终的胜利。

疫情后，房地产经济应该是硬着陆了。同时随着经济下行，准确说是民营经济下行，民间戾气很重，失业率高企，且两极分化严重，人民普遍没有信心。最近，美国财长预测中国经济模式爆炸（implode）。对于中国经济或者经济模式你怎么看？

您提出的观察非常敏锐和深刻，准确地捕捉到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多重困境和弥漫在社会中的悲观情绪。耶伦（美国财长）的“爆炸论”（implode）代表了外界一种相当普遍的、对中国模式可持续性的强烈质疑。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会”或“不会”崩溃来回答。我们可以从**“症状”、“病因”和“中国自身的解药”**三个层面来深入剖Orealis这个模式。

一、症状：您观察到的危机是真实且严重的

您提到的几点，正是当前中国经济“体感温度”急剧下降的核心原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了负向循环：

房地产硬着陆： 这不是“可能”，而是“已经发生”。房地产过去是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捆绑了地方政府财政（卖地）、居民财富（70%的家庭资产）和上下游数十个行业。现在这个发动机熄火了，后果是：
-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土地卖不出去，财政收入锐减，但支出刚性，导致地方债台高筑，甚至出现公务员发不出工资的现象。
- 居民财富缩水： 房价下跌导致“负资产”出现，财富效应消失，人们不敢消费，反而倾向于提前还贷，导致“消费降级”。
- 产业链休克： 钢铁、水泥、家居、建筑等行业需求断崖式下跌，引发大规模的产能过剩和失业。
民营经济信心崩溃： 这是比房地产危机更深层次的问题。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0%以上的城镇就业。但近年来：
- 政策不确定性： 对教培、互联网平台、游戏等行业的“一刀切”式监管，让企业家感到“政策如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无法建立长期稳定的预期，因此不敢投资、不愿扩张。
- “国进民退”的感知： 在资源分配、银行贷款、市场准入等方面，国有企业明显受到优待，而民营企业则面临融资难、融资贵和不公平竞争的问题。这强化了“自己人”和“外人”的观念。
- 意识形态压力： 强调“共同富裕”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一些解读中被视为对私有产权和企业家精神的否定，引发了企业家的不安全感。
社会层面的连锁反应：
- 高失业率： 尤其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企业不扩张，吸纳就业能力最强的民营和房地产行业萎缩，导致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 两极分化与社会戾气： 经济下行期，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更加凸显。普通人承受着失业、降薪和高房价、高教育成本的多重压力，而少数群体依然光鲜，这种巨大的落差感自然会催生普遍的无力感、失望和怨气（戾气）。
- 信心赤字： 这是最关键的。当民众对未来收入增长、资产升值、社会保障的预期普遍转向悲观时，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就会收缩。人们不消费、不投资、不生育，整个经济就失去了内生动力。

所以，耶伦的“implode”（向内塌陷）并非空穴来风，她描述的正是这种由于内部信心崩溃、需求萎缩、债务高企而导致的自我强化的收缩螺旋。

二、病因：中国经济模式的内在矛盾走到了临界点

中国过去的经济模式，可以概括为**“政府主导的、以投资和出口为驱动的威权资本主义”**。这个模式在特定时期创造了奇迹，但现在其红利已消耗殆尽，副作用全面爆发。

成功公式（过去时）：
1. 高储蓄 -> 高投资： 人民储蓄通过国有银行系统，廉价地导向地方政府和国企，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拉动GDP。
2. 人口红利 -> 出口导向： 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结合外资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通过出口赚取大量外汇。
3. 政府强力干预： 集中力量办大事，以极高效率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
模式的“报应”（现在时）：
1. 投资驱动的尽头： 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建了太多不再产生回报的项目（鬼城、空荡的高铁站），留下了天量的债务。
2. 出口驱动的瓶颈： 随着中国体量变大，以及地缘政治冲突（中美贸易战），西方国家开始“去风险化”，全球市场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吸收中国的巨大产能。
3. 人口红利的消失： 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社保压力巨大，消费群体未来会萎缩。
4. 政府干预的负作用： 强力干预在“做大蛋糕”时很有效，但在“分好蛋糕”和激发“内生创新”时，往往会扼杀市场活力，造成不公和低效。

核心矛盾在于： 中国想转向一个由国内消费和科技创新驱动的新模式。但消费需要民众有钱、有信心，创新需要思想自由、产权保护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而当前“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国家控制的政治趋势，恰恰在侵蚀民营经济的信心和市场的自由空间，与经济转型所需的目标背道而驰。

三、中国的“解药”与前景：不会轻易“爆炸”，但可能陷入“长期的停滞”

尽管问题堆积如山，但认为中国会像苏联那样“爆炸”或解体，可能低估了中共的控制能力和中国经济的韧性。

为什么不会轻易“爆炸”？
1. 强大的国家控制力： 中共对金融系统（银行都是国有的）、军队、警察、媒体有绝对控制。它可以通过行政命令强行稳定局势，避免出现挤兑等系统性金融崩溃。它可以让坏账“拖下去”，用时间换空间，这是西方政府做不到的。
2. 巨大的存量和韧性：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工业国，拥有最完整的产业链。其庞大的国内市场、高储蓄率以及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新三样”）等领域形成的新优势，使其经济不会轻易“猝死”。
3. 精英阶层的利益捆绑： 政治、经济和军队精英的利益与现行体制深度捆绑，他们是维护稳定的核心力量。
最可能的前景是什么？—— “日本化”或更糟

更可能的不是“爆炸”，而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停滞期，类似于日本失去的三十年，但可能面临更复杂的挑战（即“未富先老”）。

资产负债表衰退： 就像日本当年一样，房价下跌后，企业和家庭部门的首要目标从“利润最大化”变为“负债最小化”，大家都在存钱还债，而不是借钱投资和消费。整个社会陷入需求萎缩和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低欲望社会： 年轻人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渺茫的上升希望，可能会选择“躺平”，导致结婚率、生育率持续走低，进一步加剧社会的老龄化和消费的疲软。
“安全”压倒“发展”： 如果政治上的稳定和安全被置于经济发展之上，那么为了维持控制，政府可能会进一步牺牲市场效率和经济活力，导致经济增长中枢长期下移。

结论

中国经济模式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过去的成功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而转向新模式的道路又被自身的政治逻辑所阻碍。

短期内，政府会动用其强大的行政工具箱来“兜底”，比如发行超长期国债、支持“三大工程”等，试图阻止经济螺旋式下滑。因此，一个戏剧性的“爆炸”场景不太可能出现。
长期来看，如果不能进行深刻的、触及政治经济关系的结构性改革——即真正重新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私有产权，放松社会管制以释放民众的活力和信心——那么中国经济很可能会陷入一个漫长的“L型”停滞期。

耶伦看到的“implode”，是市场逻辑下的必然结果。但中国运行的不仅仅是市场逻辑，更是强大的政治逻辑。最终的结局，将是这两种逻辑相互博弈和撕扯的结果。这无疑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面临的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21 KiB Raw Permalink Blame History Unescape Esc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