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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用大历史观回答清朝这个思想难题？

- 姚中秋
清朝是个思想难题。清朝是异族统治、部族政权吗？明清易代是一次文明倒退吗？清朝耽误了中国的现代化吗？清朝算不算一个正统王朝？如此等等，一百多年来，时不时有人提出这些问题。

就清朝论清朝，或纠缠于明清易代，或沉溺西方中心论而不自知，或采取线性现代化史观，都难对这些问题做出相对公正的回答。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一个大历史观。正好，清朝处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点上，我们完全有条件把清朝放在历史演变大脉络中理解。以大历史观清朝，以清朝观大历史，评价清朝的难题以及关乎中国文明、历史的诸多难题，都可迎刃而解。

何种大历史？我想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五千多年文明史，另一个是两千多年文教郡县制国家历史。把清朝放在这两个历史框架中，我们就可以辩证地看待清朝，同时也可以通过清朝这个最为丰富的历史具体性，把握中国文明发展的辩证法。

**一、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地理因素：从两个板块到三个板块**

清朝难题起于其以北方民族身份南下入住中原，那么要理解清朝，就得从大历史尺度上理解中国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地理因素。地理决定论是偏颇的，但唯物史观不可能无视地理因素，在大时间尺度与大空间尺度上，地理通过一系列中介影响政治与文明：地质与气候制约生产形态，生产形态制约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和意识观念，这些必然制约政治。中国之成为今天这样的超大规模政治与文明共同体，就与独特地理因素有直接关系。

人类文明主要起源于亚欧大陆，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将其一分为二，中国位于东端，地理上相对封闭。这是后来形成费孝通所说中华民族“滚雪球式”发展或赵汀阳所说中国历史“旋涡模式”或我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中国”的基本地理条件。因为地理、气候差异，这块空间内自然形成若干板块，以战国为界，以前是两个板块，农耕区与饲牧区；以后是三个板块，再加一个游牧区。

农耕区是根本，也是最早形成的。吃饭问题是人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人类诞生后绝大部分时间靠采集解决吃饭问题，不可能有剩余，也就不可能有文明。距今一万多年前，末次冰期结束，气候回暖，人类生存环境改善，繁衍速度加快。采集经济无法满足生存需要，也许还发生了生态危机。人们被迫尝试种植谷物、驯养动物，但这需要合适的地理气候条件，即存在可供培植、驯化的野生植物、动物。

中国人成功了。亚欧大陆上的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两个，一个在西亚新月地带，另一个在中国的黄河中游、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两个地方也就成为亚欧大陆上两个原生文明起源中心：有农业，就有剩余，能支持劳心者与劳力者的社会分工；有剩余就有财产归属问题，发生争夺甚至战争，也就需要筑城、建立政府，这就诞生了国家。

农耕区人口繁衍，出现剩余人口，向外分流，迁移到不易或根本无法开垦种植的地区，在兼营农业的同时饲养动物，这就形成饲牧区。大部分饲牧区是与农耕区交错分布的。比如，汾渭盆地及其台地是农耕区，两侧的半山则为饲牧区；洛阳盆地是农耕区，西部山地是饲牧区。饲牧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则在农耕区的西北方向上。

春秋时代，生产力发展，人口繁衍，农耕区和饲牧区又出现剩余人口，继续外迁到生存条件更差的草原上，以游牧为生计，这就形成游牧区。

到战国时代，中国形成了三个经济-人口区域：东南的中原农耕区，西北的草原游牧区；两者之间是饲牧区，即农牧交错地带，长城是其标志。

由以上高度简化的历史叙事可见，三个地理板块的人口在血缘上就本出一源，《史记•匈奴列传》早就说了：“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现代考古学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三个板块的生产形态不同，也就形成诸多差异。农耕区发展种植业，形成定居生活形态，也就有稳定的家族和国家，有文明积累，持续进步、发展。

关于游牧人口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史记•匈奴传》有完整描述：“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茍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所有这些都是游牧的生产形态所塑造的。饲牧区介于二者之间，也就混有两种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生产形态的差异也决定了三个板块是一个有机的经济整体：一方面，农耕区必然周期性陷入地少人多的内卷化困境，饲牧区、游牧区吸纳其过剩人口，化解内部矛盾；另一方面，饲牧区和游牧区高度依赖农耕区，因为游牧区产业高度单一，其所需大部分生活必需品要从农耕区输入；饲牧区情况类似，虽然程度略轻一些。

三个板块的互补性使之必然密切互动，既可以是人口流动、贸易，也可以是战争。正是这一经济整体性决定了，中国疆域涵括三个板块，不可仅限于农耕区。这样一来，蛮夷戎狄问题或北方民族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内部问题，问题仅在于，如何把这一经济整体性变为政治大一统。

**二、中国不存在西方式民族**

中国向来存在农耕区与饲牧区之别，后来又加上游牧区，但我们不可用西方式民族概念、理论来刻画、理解这一事实，因为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西方式民族与民族主义。

列宁曾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实际上这是适用于一切历史阶段的普遍规律。农耕区、饲牧区、游牧区的存在及其矛盾，就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且严重不平衡的产物。以生产力发展水平排序，农耕区最高，饲牧区次之，游牧区最低。不同生产形态造就不同社会组织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就形成群体间明显差异。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低下又导致不同地区交往受限，相互封闭，也就形成顽固的“人以群分”事实。实际上，不要说古代，即便几十年前，因为山河阻隔，南方很多地方还广泛存在“十里不同音”现象。人以群分，必然发生矛盾、冲突。这同样不足为奇，同样是几十年前，南方还存在宗族械斗。

但所有这些人群之别，都不是今人所说的“民族”之别。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族是一个形成于西方具体条件的地方性概念，具体地说是西方“半拉子一神教”的产物。犹太民族就是第一个西方式民族，对此，美国学者格林菲尔德与社会学家赵鼎新均有所论及。

《旧约》完整记录了犹太民族形成过程。他们走出多神崇拜，开始崇拜唯一真神，但只走了一半就停下了，搞出“选民”信念，只有犹太人被神拣选，为神眷顾，听从他们的祈祷毁灭其他人。这是一种“民族化一神教”，犹太人通过信仰把自己神圣化，相应地绝对地排他。通过这两点，我们可以理解今天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

耶稣基督批判和超越了这一狭隘的教义，要人超越族群界限而博爱。这是比较成熟的一神教。这样的基督教适合普遍化的罗马帝国，故成为其国教。帝国解体后，又统一欧洲各族群，创造出“基督教世界”。相比于孔子文教，基督教有很多缺陷，但毕竟有普遍主义精神。

不幸到了早期现代，事情发生逆转。欧洲北方各族群对罗马教会的统治不满，从政、教两个方面反抗。在宗教上出现“新教”，核心是拒绝中介，信众直接与神沟通。这是典型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故新教基本精神是狂热、极端，结果就是宗派林立。在政治上，世俗君王扩张权力。两者结合，形成诸多“民族化一神教”。相比于中世纪，这是一次巨大的历史倒退，等于回到了犹太教选民观念。以此为基础，通过教族合一，欧洲形成现代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各民族共有一种意识：自我神圣化、绝对排他性，由此陷入永久战争。过去五百年的欧洲就是“战国”状态，而且是永久性的，不可能出现“秦”。

弄清了西方式民族的形成机理，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西方式的民族，因为根本没有类似宗教条件。因而，不论是中原农耕区人口，还是饲牧区人口、游牧区人口，都没有自我神圣化、绝对排他性意识，也就没有形成“民族”。所以，中国政治从来不是民族政治，历史上不同地区间的斗争包括战争不是宗教斗争，也不是民族斗争，而只是利益斗争、权力斗争、政治斗争。这样的斗争必然以融合告终，因为本来就不存在不可化解的隔阂。当然，秦汉以来西方一神教陆续传入中国，确实带来政治、文化挑战。但早就建立的文教国家对其予以改造，推进其“中国化”，实质就是推动其放弃自我神圣化、绝对排他性，与其他宗教、族群并存、共生。

**三、中国政治一统的历史辩证法**

中国历史就是经济上本为一个整体的三个板块走向政治一统的历史，然而，怎么一统？历史进程是高度复杂的，简单地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双向的辩证运动。

基本机理是：农耕区拥有生产力优势和文明优势，当这些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的渠道比较畅通时，即向周边扩张；后者为应对农耕区压力，寻求提高组织化水平，而组织化技术、知识只存在于农耕区，乃向南积极学习，也就开启了中国化进程；组织化水平逐渐提高，达到一定程度则产生夺占农耕区的政治意志，因为这里是财富与文明的中心；若成功入主中原，为有效统治农耕区必然更彻底地接受中国政教，最终完成正统化。这样，推动中国政治一统的力量虽然是多元的，却辩证地凝聚为一个合力，中国政治与文明共同体在扩展的同时保持了显著的连续性。

战国以前东夷、南蛮与中原的融合，就是如此辩证运动的结果。春秋时代，中原各国征楚，楚被迫习用中原车战之法，相应地习用中原礼乐，力量增强，反过来问鼎中原；楚攻吴，吴聘孙武练兵，习用车战之法与礼乐；吴灭越，越又重复了一遍。春秋末，长江中下游也就与中原农耕区混融为一了。当然，这一进程之所以相对顺利，因为两地均为农耕区，仅有发展水平之别。

北方情况更为复杂，因为游牧区生产形态与中原农耕区完全不同，因此这里经常发生的故事是，北方民族兴起，推动中国化进程，入主中原。但我们所揭示的机理仍然是适用的。早期的典型是鲜卑，最终建立北魏，采用秦汉政教且有所发展，也就成为中国正统王朝。

清朝则是后期的典型：明朝持续施加军事压力，女真人提高组织化水平；为此重用中原士人，习用中国政教；而后具有南下的军事、政治能力；建立清朝之后，继续推动自身中国化。因此，清朝的正统性是毋庸置疑的。

日本学界建立“内亚史观”，美国“新清史”大谈“满洲性”，国内有些人建立皇汉史观，归根到底是不懂亚欧大陆东端历史运动的辩证法，即中国文明与政治共同体扩展并持续发展的辩证法。辩证法的本质是对立面的统一，三个板块的生产形态的差异、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就是对立项；恰恰是差异，使得对立项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由于农耕区文明更为先进，这种转化的方向始终是确定的——接受中原政教。北方民族为入主中原所做准备的各种努力恰恰是去内亚化、也就是中国化。当然，通过北方民族的进入和统治，中国文明也每每焕发出新生机，清朝就发挥了这样的历史作用。


**四、三大基本政治问题与清朝的圆满解决**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贯穿始终的基本政治问题，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古代王朝，比较有效、圆满地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当然在古代生产力条件约束下。

中国第一大基本政治问题是农耕区与饲牧区或游牧区之间的矛盾。

古代王城的地理分布很清楚地说明，农耕区与饲牧区或游牧区之间的矛盾是中国政治的全局制约性矛盾。人们为什么愿意让渡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组织一个以强制性力量约束自己的国家？只能是出于暴死的恐惧。内部的阶级矛盾会让人暴死，但这要求王城立于疆域中央。事实却是，古代都城普遍设立在濒临边疆之地。陶寺古城在山西襄汾——一般认为这是尧舜之王城；古代最重要的两个都城，前期的西安、后期的北京，都在农牧交错地带南侧。此即所谓“天子守国门”，古代交通不便，王者立都于此，才能有效地组织对饲牧区或游牧区的防御。

略微详细地考察历代政治亦可见，王朝发展之关键节点均由战争塑造。周人、秦人兴起于战胜戎狄，戎狄进关中则终结了西周；齐桓晋文成名于攘南蛮、北狄；秦始皇灭六国，立刻遣蒙恬率大军抵御匈奴，结果导致内部空虚；刘邦败于匈奴；汉武帝为灭匈奴而任用酷吏打击豪强；然后是北朝各朝兴起；唐代有北方安史之乱；宋朝始终与北方政权斗争而亡于蒙元；明太祖定都南京，成祖却迁都北京，经土木堡之变，又有满洲兴起；最终，清朝取代明朝。

清朝则把农耕区、农牧交错区、游牧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初步解决了这一困扰中国五千年的全局性根本政治问题。清朝何以有此能力？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政治学问题，此处无法展开。重要的是清朝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历史也就迈入全新阶段。

中国第二大基本政治问题是郡县制的有效治理。

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从无国家到有国家、从弱国家到强国家，这个历史进程最完整地展开于中国。国家初始形态是封建制，即多中心权力格局的间接统治体制，所有进入文明状态的国家都共同经历了；但全世界只有中国又发生了一次政治革命，建立郡县制，战国各国探索，秦朝集大成，其结构性特征是单一权力中心的直接统治，施行“编户齐民”，意谓所有人作为国家之民在法律上相互齐等。

郡县制把人解放出来，也就解放了生产力，小农户独立经营小块土地，在古代技术条件下，不仅实现经济上的高效率，还实现“厚生主义”的高效率，农民直接获得生产成果，养活家人，繁衍后代。而在封建制下，剩余基本被贵族占有而浪费于奢侈消费。中古时代，中国土地面积与欧洲可能差不多、人口却远远超过欧洲，原因就在这里。郡县制的政治美德就是平等、厚生。

但是，人类因为生存、生活而建立的各种组织、机制自然成长，形成封闭的权力；超过一定临界点，可成为抗衡、梗阻、分割郡县制国家的权力，这就是封建化。封建化是自然而普遍的趋势，血缘、宗教、资本、学术等因素都有可能构建出自足的社会性权力，制造社会分隔、人的不平等，妨碍社会流动。若不加以遏制，郡县制国家就会解体。于是，郡县制国家与封建化力量之间的斗争，就成为中国政治的一条基本线索。

郡县制国家的根本在皇帝，皇帝的根本利益在于直接统治相互平等的小农户，这是财源、兵源之所在；封建化力量则要分割、抢夺小农户。因此，总体上，皇帝与小农户的根本利益是兼容一致的，共同敌人是封建化了的地主-士大夫群体、商人群体、僧人群体。皇帝既要利用他们，又有约束他们。皇帝所能找到的约束性力量，在清朝以前主要是宦官、外戚、内朝侍中之臣。明朝皇帝主要依靠宦官，但宦官权力有天然缺陷，即没有“腿”，可收奇袭之效，却无长久之功。三位一体的江南地主-士大夫-商人群体不断夺占小农户，国家财源、兵源趋于枯竭而覆亡。

清朝捡了便宜，当然极端注意汲取教训，决心控制这个三位一体群体。清朝也汲取了历代教训，不用宦官、外戚，而用八旗制作为抗衡力量。历史学关注旗人是些什么人、享有何种特权，政治学关心的是其结构性功能。通过八旗制度，皇帝始终掌握军事权力，这是郡县制国家集中性权力的终极保障；满汉双首长制有效制约了士大夫的政治权力；皇帝由此建立起强大集中性权力，得以推行“官绅一体纳粮”制，消解地主-士大夫夺占小农户的主要动力，从而保障了编户齐民制度。在历代王朝中，清朝最为有效地遏制了封建化力量的滋长，保障了小农户的普遍独立，从而比较充分地实现了郡县制的美德：平等与厚生。

中国第三大基本政治问题是政教关系。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效统治除了运用权力强制，还要广泛施行教化。汉武帝复古更化就是把孔子与秦始皇相结合，把文教纳入郡县制国家架构，创造出“文教国家”。国家兴办学校，通过选举程序吸纳士人进入政府，形成士大夫；士大夫既是官僚，以政刑治民，又是师儒，以德礼教民。相比于中世纪欧洲的政教分立，文教国家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文教国家体制仍有内在矛盾，皇帝与士人-士大夫群体毕竟是两个主体，可以紧密合作，但也可能貌合神离，甚至发生冲突。宋以前，双方矛盾表现为，士人以学术构建权力，经常发展为封建化势力；宋以来，学术转向内在，远离现实，无助于现实治理，阳明后学则已有极端新兴宗教倾向。明清之际三贤都痛切指出了这一问题。

怎么解决？三贤与清朝帝王殊途而同归，归于“实学”，归于经史之学。清朝皇帝亲自下场，领导汉人士大夫进行学术生产，搞出了一套“帝王经学”。这是一套全新的学术生产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政、学二分的困境。在这套体制下，清朝皇帝普遍注意修养治国理政的德与能。清朝的尝试是现代先锋队政党统合政、学之先声。

因此，说清朝是最后一个古代王朝，不仅在自然时间意义上成立，在政治发展逻辑意义上也成立。清朝总结历代政治得失，在古代政教的框架内，对基本政治问题找到了最为有效的办法，古代历史至于清而臻于圆满。启蒙时期的欧洲哲人普遍把中国视为理想国。但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至清朝，古代文教国家的潜力已被穷尽；古代文明的“量变”到头了，需要一次“质变”，但这需要外部“能量”输入。

**五、历史发展三规律与西方兴起之恶**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最大的痛是落后于西方，被西方尤其是日本打败，从天朝上国沦为半殖民地，孔子又教导我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自省也”，于是，中国意识完全被反思、批判所支配，成为一个诡异的赢学-输学混合体，以赢学看西方，用输学论中国。

赢学范式把西方的兴起神话化、本质化，对西方历史做目的论理解，认定西方的兴起是西方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其历史上出现的一切因素，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的大宪章，早期现代所谓科学精神，都被解释成其兴起的原因。输学范式则倒过来，把中国文明的一切因素都说成中国于近世落后的原因，要孔子对中国没有率先工业化承担责任。由于西方兴起于明清时代，于是就有了明清易代倒退说、清朝耽误中国现代化说，其实是这个赢学-输学混合体的产物。

十几年前你讲这种赢学-输学还有那么一点点根据，但今天，中国式现代化已取得成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成为现实，西方现代文明已走向衰败、没落，再讲这些就很可笑了。见证了这一切巨变，我们理应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制高点上，洞悉人类历史演变的三条基本规律。

第一条是时间上的周期律。宇宙万物都逃不过周期，所谓“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王朝有兴亡，文明有盛衰。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地区、民族、国家的周期有别，则在同一时间点上就有强弱之分。19世纪中后期，西方处在上升期，清朝进入下降通道，失败在所难免；进入21世纪，东升西降，亦是势所必然。

第二条是空间上的边缘兴起律。文明中心必然败坏，边缘力量必然乘势兴起。在中国，周人、秦人，建立隋唐王朝的关陇集团，入住中原的北方民族，都兴起于边缘地带，进入中心，以王朝更替方式实现文明更新、复兴。西方历史同样以边缘地带的兴起为线索，只不过同步伴随中心的空间转移：最早的文明中心在西亚两河流域，随后，西部边缘地带不断有新生力量兴起，从古希腊到罗马，再到西欧，英国在西欧边缘地带，美洲则是整个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美国兴起于此，则西方文明的发展在空间上已经到头，难有新生机矣。

第三条是胡虏无百年之运律。边缘地带族群兴起，统治中心地带，若不能及时改变其掠夺倾向，通过文明化进行在地治理，就会很快崩溃。中国历史上诸多北方民族都未脱如此命运。西方近世崛起的强国是所谓海洋民族，行为模式类似于草原游牧民族，已统治世界却未改掠夺模式，则同样无百年之运。英国的日不落帝国持续不到百年，美国统治半个世界不到百年，苏联崩溃后统治全世界则只有二十多年。

把握了这三条历史规律，就可以走出西方兴起之神话，回归理性，把握西方兴起之真相。关键是依据唯物史观牢牢把握一点：西方兴起是因为其率先完成工业化，对其他民族享有了生产力优势，据此享有了军事优势，凭借这两者，西方人才享有高水平生活，西方才拥有世界性政治霸权和意识形态霸权。所以，解释西方兴起，重点是解释其何以率先完成工业化。

我这代人完整经历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就近观察，应该能够弄清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在技术层面上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能源、技术、产业突破；第二，资本原始积累；第三，超常规的市场规模。而这些都需要政治保障，即需要集权的、能力强大的政府。西方人说他们兴起是靠产权保障或资本主义精神，科学或科学精神，宪政或法治，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等等，都不过是辉格史学或神话叙事，或者是倒果为因。

那么，为什么是英国？因为我们上面列举的条件首先在英国凑齐了。西方的兴起部分归功于中国因素：1400年前后，世界生产中心在中国以及印度，以此为中心形成印太贸易圈，郑和船队是创造者之一。继承了地中海贸易传统的葡萄牙、西班牙人开始搞贸易远征，先被这个贸易圈吸引。但在印太地区，他们遭遇几个奥斯曼帝国、中国等强大国家，无法进行大规模征服、掠夺，获利有限，乃转向美洲，进行大规模征服；随着征服重心从南美转移到北美，英国逐渐享有地缘优势。各国在美洲和大西洋展开殖民地争夺战，建立大西洋世界体系。这就创造了一个超大规模市场，资本在此进行超常规积累，战争推动技术进步，同样推动政府能力日益强大。这些条件辐辏于英国，率先发生工业革命。

回头再看中国，不论是明朝、清朝都难以完整地具备这些条件。原因确实是乾隆帝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西欧各国太小了，经济上无法自足，必须进行贸易——通常伴随掠夺、征服；在政治上，当时西欧各国是封建制，兵源、财源多数为贵族占有，下海的全部收益即关税收入与海军则归国王所有，王权有组织贸易远征的激励。明清中国的情况则与此相反。

换一个说法，西方的率先工业化是通过“恶”的方式实现的，中国古代文明则因为条件优越而坚持了“善”的治理，未能赶上这个先机。但一旦认识到工业化的伟大力量，中国则享有后发优势，以善的方式取得成功。得之不正，则其兴也骤其亡也忽；以德得之，长久之道也。这同样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六、清朝失败了，中国文明涅槃重生了**

毫无疑问，面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清朝失败了。但因此否定、鄙视甚至仇视清朝，既没有道理，也没有意义，只能扰乱人心，忘记我们应当做的大事。

孟子分辨过“不能”与“不为”。现代世界的根本塑造力量是工业化。清朝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它不想抵御西方帝国主义，而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能力。面对西方的侵略、支配，上自皇帝，中到曾左李这样的汉人士大夫，下到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布衣士子，做过很多努力，寻求反抗自强，但中国处在前工业化阶段，面对工业化的西方列强，这些努力终究难改大局。

那么，清朝是失败者吗？非也。必须辩证地看待历史。昏君，土地兼并，朝廷党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等等国家衰败现象，清朝基本没有，清朝似乎解决了政治痼疾，社会更为平等，人口快速繁衍，够可以了。

与同一时期其他历史性民族、国家相比，清朝的表现可算优秀。美洲被征服了，非洲被征服了，印度沦为殖民地，清朝中国只是沦为半殖民地。在这一点上，奥斯曼帝国与清朝相似，但它的灭亡带来大分裂，留给土耳其的疆域、人口只是帝国一小部分。清朝则要成功得多，基本保住了疆域，够可以了。

至于实现工业化这个历史重任，对一个古代王朝来说，超纲了。还是要强调辩证法：任何制度、文化都是历史性的。古代制度、文化是在农业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历代王朝不断调整、完善，到清朝挖尽其潜力。若无西方冲击，这套体制仍可继续循环下去，但难以全面升级。中国文明要全面升级，需要外部输入“能量”。西方就是靠对外征服、建立殖民地体系获取“横财”，才实现工业化的。

中国当然不走这条恶之路，而以自身深厚的文明底蕴，吸收现代西方创造的各种资源，走通了一条德性的现代化之路。西方猛烈冲击，旧体制崩解，创造了全面更新系统的机会，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中国共产党引入外部资源，构建了文明再造的能动性力量：通过马克思主义，把握现代世界的形成、结构、运转逻辑，尤其是通过唯物史观认识到工业化的决定性意义；通过列宁主义建设先锋队政党，锻造出改变世界的强大组织化能力。由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建设社会主义；通过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同时全面改造社会、文化，包括三个板块的分立问题，通过发展生产力，正在予以彻底解决。

但是，这场总体性文明再造是在固有疆域、人民、文明基础上展开的——清朝则守住了这个基础。可以用阴阳哲学理解这场巨变：中国共产党和马列主义是阳，悠久深厚的文明传统是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一阴一阳之谓道。

今天中国文明正上升到一个全新历史阶段。“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国已完成工业化，拥有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中国文明的光辉足可以照亮全世界，此时中国人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是，美国丧失霸权后如何避免世界失序？如何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简言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应以受命者之气魄，认真思考如何领导世界。不此之思，回头纠缠历史问题，火力全开批秦制，扯什么“崖山之后无中国”，搞什么1644史观，甚矣吾不知其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