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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华文明体的现代叙事话语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 王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然而，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心论、文明等级论以及文明冲突论话语霸权之下，破解文明叙事的“古今中西之争”话语逻辑，需要构建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性的中华文明体叙事话语。这需要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回溯这一传统文明体诞生之初的生命叙事以及作为一个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体的历史叙事；更为重要的是，要揭示中华文明体自我更新的“第二个结合”的现代叙事，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1. “多元一体”：中华文明体诞生之初的生命叙事
中华文明的主体性自觉以及原初文明形态的确立，不仅是属于考古学的实证问题，更是对一个民族从哪里来的文明与历史认同问题，是确立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前提与基础。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与发现，我们逐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体诞生的叙事话语。1929年，蒙文通提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和海岱民族“三系”说；1933年，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各地考古发现剧增。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夏鼐先生指出中华文明的形成可以上溯至史前时代，苏秉琦先生提出文明起源“满天星斗”等学说。这些发现都确证了中华文明体源头的多元性特征。
这里的“一体”是认定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它构成了多民族国家的基础。这就涉及中华文明体的主体性问题，即中华民族自在存在的历史追溯与民族意识的自为生成。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完成了对“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特别强调了民族意识，“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为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从而，在近代形成了自为的民族整体。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黑格尔曾不无深刻地指出：诸民族是精神在持续不断的吞吐中产生的具体的、多样的生命，战争避免民族精神发展的停滞，让民族、精神乃至历史得以展开。更为重要的是，经过近代以中华民族为整体的抗争行动，形成了现代主体性意义上对中华文明体自我诞生的叙事逻辑构建。
2. “绵延不断”：中华文明体演变发展的历史叙事
相对于西方文明的普适主义叙事话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因而，在现代世界历史的高度重述中华文明的历史演变，就成为现代文明体必不可少的核心任务。但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自从诞生之初就是一成不变的，正是在经历了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一系列演变发展中证明了其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轴心时代，中华“礼乐文明”叙事话语获得了自我发展、独立生成。在重建天人关系的问题上，中华礼乐文明经过殷周之变，从重“祭祀”“宗教”的巫史传统转型为重人伦、情义的伦理传统，并成为礼仪之邦。秦汉之际，在“封建”与“郡县”的制度交互演变中，逐渐形成大一统、正统论的文明叙事话语。“大一统”本是汉代儒家典籍里的经学概念，但是它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正统观”“夷夏之辨”等概念相融合，逐渐成为中华文明叙事的核心话语。于是，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从隋唐时代以至清朝，“大一统”的文明叙事话语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唐宋之际中华文明确实受到了挑战。如何保卫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激活中华文明的原始基因，确保“宅兹中国”的文化认同、强化中华文明体的凝聚力就成为文明叙事的主要任务。樊和平教授就曾指出：唐朝需要派个和尚去西天取经，请外来佛教入主中国意识形态的宝座，这恰恰说明思想的贫乏。这一时期的韩愈有鲜明的文明自觉，在他看来汉朝以来儒学治国的根本精神“忠”和“孝”开始衰落。刘宁教授认为：韩愈对时代危机的思考，是对文明危机的回应。他的《原道》以儒家之道正面回答了先王之教和中华文明的根本。两宋时代，自居“中国”的宋朝不再是天下共主，甚至不是霸主，对宋人来说，传统的天下观念、华夷秩序、中国意识都发生了地震式的摇动。江湄教授曾指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宋人以正统论和道统论建立自身的文化、道德优势，形成新的“中国”认同，在长期南北对峙的历史形势下自居唯一的中国，成功地凝聚、强化了汉族士民对宋朝的文化—政治认同。晚清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大一统”观原先所发挥的功能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与近代输入的西方思想发生激烈碰撞交融，逐步演化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传统资源。
3. “第二个结合”：中华文明体自我更新的现代叙事
一个古老的文明体进行现代转型无非就三种模式：其一是自我内在的文化资源支撑下的自觉主动的转型；其二是在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下被动完成文明的现代转型；其三是面对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主动完成文明的现代转型。在第一、二两种转型进程中，西方自由民主成为其民族国家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非西方文明传统则沦为文化上的附庸；第一、三两种主动完成转型的形式，亦并非单一文化资源的支撑，也可能是其他民族文明资源的融合、结合的产物；第二、三两种都是在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之下进行的文化转型，但在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保持文明主体性成为艰难课题。比较特殊的是即便有文化融合、结合也并非能够完成现代转型，从而将其建构成为一种人类文明的现代形态。比较典型的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俄罗斯，法国学者扎勒特斯基(Robert Zaretsky)在《失败的融合：狄德罗、叶卡捷琳娜与启蒙的命运》一书中，就指出狄德罗希望女皇接受的开明政治在女皇眼中就是“颠覆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一定意义就是社会革命，就是对文化传统的再造。同时，即便是坚守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但传统文明的转型无法支撑现代化发展，最后就会沦为文化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文化融合、结合不能是文化拼盘的“物理反应”，而必须是新的文化生命体有机生成的“化学反应”。这一点我们并不陌生，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的“体用模式”都展现了文化拼盘的不彻底性。梁漱溟先生对此有过深刻批评，不知东西文化到底为何物就说东西方文化应当调和，未来文化是东西文化调和的产物，就成了空洞的名词，非常无味，非常要不得！面对中国文化存亡问题，西化派丢根弃本、保守派踌躇不前，调和派也未找出调和道路，三种方法都无法彻底解决中华民族精神独立自主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不能机械地将不同文明看成是“平行论”与“并列论”，看成不同的文化路向，不同文明的选择只能是“非此即彼”。这一点我们也不陌生，这也是后来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路向论陷入了“两难问题”的关节点。如何在反对现代化的同时实现现代化？
虽然以上两种道路都没有成功，但我们并不能断然否定其重要历史意义，没有先辈们的探索与试错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成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此基础之上，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表明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现实是高于“理论的”。于是，构建一种叙事话语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就要扬弃传统的机械唯物主义以及文化物理主义的道路与方法，而要回归文化“生命体”并遵循有机体的生命辩证法，才能找到一种真正切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发展的叙事话语。或者说“第二个结合”的叙事话语正是在超越以往的话语模式基础上而产生的，而“第二个结合”也符合马克思主义“从后思索”法的历史辩证法。
“第二个结合”叙事话语遵循文化生命有机体的辩证发展之路，从而克服实现了在反对现代化（=西方化）的同时实现现代化，在坚守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没有陷入民族主义窠臼。正如里德尔（Manfred Riedel）在《在传统与革命之间》所言：因为历史理解的可能性正好在于：将发问背后变动不已的现实——在我们这里是：现代社会现象——一起纳入对过去的理解之中，同时悬置过去自身的视域，并对这些视域进行修正。这得益于“第二个结合”话语三个方面的叙事结构：其一是始终立足于人类文明现代化的叙事起点，不开历史倒车，坚守文化主体性地位不是简单回到过去，而是尊古而不复古。时至今日，回溯近代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清末之际救亡之路的探索上，不乏康有为《大同书》等颇具未来眼光的改造方案，但其无一不被历史所抛弃的终极原因就在于历史理解的“视域”问题，把问题纳入过去的理解首先要悬置过去，从而在现实中激活过去，而非相反。其二，文化生命体的历史辩证法使得“结合”双方实现真正的“化学反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不是简单将基本原理套用于中国现实，抽象普遍的规律、原理、法则等就变成了作为一般原则的运用，便成为教条主义“外在的规定”。当然，也不能将一切普遍性规律消融于特殊性民族生活之中，而陷入相对主义文化泥潭。接受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革命的巨大变革，是植根于五千年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具体伦理生活之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化上层建筑对伦常日用的变革，以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冀在社会制度层面上的认可，这是一种流动化的互动、是参差交错的发展、是传统与革命之间的迂回前进的过程，最终成为一种“新的”生命体。其三，“第二个结合”的文明叙事实现了“双重超越”，即通过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而保留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批判现代西方现代化（资本限度、环境的限度）而走上现代化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