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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封闭的大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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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o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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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命题，近年来被不断重申，但除了开门引资吸引外国人来赚钱的意愿和政策外，社会精神的开放更是外部观察开放政策是否能稳定持久、高质高效的一个重要背景，缺乏这种制度土壤和文化环境的营造，开放总会让人不太放心、总会让人感觉像是无根之木。这还仅仅是策略上的必要。本身开放的文中之义，就包含内部在社会精神上的开放、在文化和制度环境上的开放、在价值取向上的多元和宽容，这些自然而然将导向一种激荡昂扬、敢想敢为而非封闭固化、狭隘萎靡的精神。很多问题和现象其实是开放得不够、开放得不深、开放得不真造成的，在重申开放和对一些领域加大开放的同时，又在另一些领域持续地大范围地设限，对内流程化体系化得到强化，对外对立化及受害的形象得到渲染，这些都会让开放的效果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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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大系统陷入层层内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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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庞大系统自上而下的结构，每每要求层层响应上一层级的部署，以规划对规划，以方案对方案，以计划对计划，即便上一层级不做硬性要求，下一层级往往也会自觉自动地响应。而这些文本大多都是以小修小补来重复上一层级文本定下的框架和调子，其中的说法提法都不敢有大的变动，有些甚至是直接复制。为了体现系统部署，这些文本针对系统内各方面工作追求面面俱到，如果一个方面提5条以上举措，所有方面加起来也至少有30条以上举措，每条举措又把各个单位分主责单位和协作单位几乎都罗织进来，由此造成一种局面，即：每个单位基本都要对多至10条以上举措负责，处处都是需要着力的点；而每条举措又有少则4-5、多则6-7个部门分担，条条都是交叉共担的责任格局；最终无非是把一个部门日常运转的各条块工作以一种煞有介事的方式编织进了这些规划、方案、计划当中，编制进了这几十条举措梳理成的文本愿景当中。这种既大而全（整体系统而言）、又小而全（每个部门而言）的部署，最后实践下来的效果，不说毫无建树，也是平均着力、按部就班，子系统该怎么样运转还怎么样运转。或者由于上级督查得紧，畸变为另一种效果，即各子系统疲于应对这种遍地开花的部署，日常工作蜕变为去对标这一条条文句，蜕变为为应答而应答、为灭火而灭火，具体工作的人变成一个个无头苍蝇一样、变成一个个陀螺一样，被这些文句的鞭子抽得忙碌而被动、鸡血而盲目。其实这些文本最大的、最主要的价值就是制定出台之后发文、上会、讲话、宣讲的价值，在一个时间段内的一个又一个会上被说道的价值。因为不久之后，五年、三年、甚至一年以后，上层新的总体布局新的思路新的提法出来之后，又得层层炮制出体现新精神、新名词、新动向的文本。旧的文本即便没有完整实现，也宣告作废。新文本的制定和推进过程又把上述流程再走上一遍，常常光是制定就会耗费上一年半载，占据整个时间段的25%左右的时间。这个庞大系统中相当数量的中下层技术性官吏的大量时间、精力就耗散在此种文章治国的系统性谬误当中，但作为严格的自上而下、整个系统都听命于高层声音的制度架构，它最主要的行政模式也就是这种在文本中绣花、在文本中织就个体官吏生涯，也在文本中贯彻权力意志的形式。内耗就发生在系统最核心的内部。如果说系统是一个双擎发动机，其中一个引擎还占据主导作用，那么它的内耗对整个系统而言就是全局性的影响。平心而论，一个子系统体量越大、运作的阻力就越大，常常是一年干不成一件事、三到五年也干不了几件事。像这样在文本中遍地开花的玩法，也就是写个热闹罢了。真正回到实干的做风，三到五年就干成两三件事，十年就死磕那么一两项工程，整个系统加总起来就是不得了的跃升。只有把层层系统当成开公司一样来运行，而且是那种自负盈亏的市场化公司，才是庞大系统突破内耗、破茧成蝶的不二法门。哪一个有危机意识的公司，会把时间、资源、精力耗费在长篇大论、叠床架构的官样文章中？可惜早已没有了这种文化和制度环境，守成之年，方方面面固化板结操正步，各级为事者心态急切又畏葸，最难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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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媒话语的伪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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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绝大部分纸媒都是靠财政供养和有关部门给予存续资格的体制下，纸媒的话语会进化出一种携带着各种所谓学科术语的伪饰，来维持着它外强中干的架势，掩盖它空洞的、回避社会现实的实质。就像在经济学领域，据说是资深经济学家吴敬琏，已经发出了“我真不明白，国家养那些只会‘整词儿’的专家有什么用？”的感叹。在最能体现一个社会思想建构和话语创造的评论领域，也弥漫着一股精致包装出的“先锋味”，这种先锋味通常靠着或者与西方理论嫁接出的不伦不类、蜻蜓点水般的新概念，或者与时下流行的提法、口号牵强附和而来的新名词来营造，看似前沿新锐，实则拾人牙慧、捧人“香”脚。除了语言词汇的矫饰，这类评论在选题选材上也颇有讲究，通常选取那些既有话题新鲜度、但又不触及重要问题和社会切实痛点的话题，既显示出观察视野的敏锐活跃，又与争议性、干预性、批判性等等真正的社会评论不可或缺的属性保持着足够的安全距离，足以保证纸媒载体在审核阈值内平稳运行。即便偶然回应下无可回避的热点议题，也常常采用正能量鸡汤文的论调来“化悲痛为力量”、“化苦难为机会”、“化内忧为外患”，满篇的举重若轻、不食人间烟火味。由此几乎整个传统纸媒协力构建出一个话语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时刻不缺新奇和前卫、永远与未来主义的向上向前保持着连接，仿佛时刻回应着日新月异的时代，但却总是在离地几十米的半空中运行着的世界，一个被过滤过、被蒸馏过、被修剪修饰过、被各种高大上的土的洋的正宗的冒牌的词汇包装过的世界。而生产出此类评论的，往往都是各种以某某部门某某机构为主办后台的大报大刊大媒体，即便是它们为了赶上新媒体的潮流派生出的网络端、融媒体，也把这种风格和尺度继承得分毫不差，其选取的评论作者也是能知趣地去迎合、或者去主动塑造此种风格与尺度的懂事人，不管其落笔时是虚心假意还是别有心机亦或煞费苦心，他们在意识层面对那些写作规则都摸得门儿清，能够变着法儿去回避触碰那些红线。有一大批在庞大系统内生存的笔杆子，足够去撑起系统希图塑造出来的这个世界。这就是经济学家张维迎所点明的“语言的腐败”，一场语言盛宴上奢靡的、华而不实的珍馐玉馔。如此也无怪传统纸媒要被传媒市场、广大社会受众所抛弃，它们最适合出现的地点就是机关部门、事业单位的办公桌、报刊架上，一报一刊在手，方便领导放眼系统，在此一信息的茧房和观念的安全屋内做到资讯、动态、话语、精神的及时捕捉与更新，这可能是它们在当下存在的最大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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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专业化的圈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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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学术研究无禁区，**有纪律”，这句话本身就是个矛盾，如果学术研究完了之后的传授、宣讲、申报、发表、出版甚至言论都是有各种禁忌和敏感的红线、禁区不能触碰，那学术研究就只能锁在学者的抽屉里、烂在肚子里，就像当年沈从文的“抽屉文学”“潜在写作”一样，这样的学术研究也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只能退化为学者的自娱自乐和消遣，稍有不慎还会因此得咎，这样的学术又有几个学者会去做呢？所以逐渐的，学者们不再去处理这些吃力不讨好的领域，以至于发展到后来，连对公共话题进行理论探讨的空间也自然而然的萎缩和关闭了。这是宏观上的一种掩耳盗铃的策略。由此微观上的手段就不胜枚举了：列一个选题指南、组建一个信得过的评委会、安排一些信息员、拉一个麻烦人物名单、无所不在层层把关的人员和内容审查、各种评选评聘上的一票否决……，套在学者们头上的笼子和枷子可谓层层叠叠、唯恐有一环一孔的遗漏。而且这是一种全面的事前审查，而非事后审查，是一种与职业、生计、个人发展、社会化生存空间强相关的筛查和过滤，而非单纯的针对事件的一事一议和就事论事，较以往历史上出现过的形式，有过之而无不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这方面的“事业”一直是在一种不断迭代进化的发展升级之中。上世纪90年代，学术圈知识界还能组织起“人文精神大讨论”，还能有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左派之间的论争，21世纪初还能创办诸如“共识网”之类的公共议题平台，2010年代随着微博的风行一时，以网络大V为身份符号形式的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在舆论圈混得风生水起。然而之后随着管控的收紧和空间的关闭，知识分子或被动或主动地把精力心力放在了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专业小圈子中，演变成某一类专门知识的生产者和咨询者；或以取得各种头衔、帽子、称号为学术生涯的主要追求，将学术场蜕变为权钱名利的另一个赛道；一些又进而演变成当局政策的解说者和吹捧者，以加入某某智库、成为某某智囊为无上荣光，知识分子身份中的独立性、与当权者应保持的距离已不复再有。知识分子群体呈现出专业化圈定、世俗化安抚、体制化收编的分化格局。正如历史学家许纪霖所观察的：公域衰落，私域繁荣，是当下时代出现的新现象，“差不多在201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公共领域开始衰落了。”“我们已经看不到像80年代到2010年非常精彩的重大问题的公共讨论。”“而现在出现的一个状况，是私域的活跃。”某些还有公共关怀情怀的知识分子遂转向以兴趣俱乐部、读书会、独立书店、学术沙龙、线上社交群为形式的私域，在小群体内继续着一定程度的公共话题交流传播。但不管如何，社会舆论的公开视野中，自西学东渐以来树立起来的知识分子功能角色基本上已趋于销声匿迹，其集群性的社会影响走向式微，偶有个别人物在一段时间冒头，很快就疑似被限流、被招呼。曾经现代知识分子被西方启蒙思想感召，希图跳出“学而优则仕”的生存路径依赖，建立与当权者分离的独立身份，在社会思想、意识形态上掌握自身的话语权。如今兜兜转转一百多年，又回复到前现代以依附共生为主体的格局，甚至连封建时代道统与政统堪堪分庭抗礼的儒教理想也不可得，政统对道统几近越俎代庖，政教完成合一，真是不胜唏嘘，百余年革命革了个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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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圈层的流失与价值取向的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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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上述三个方面还是局部领域的表征，那第四个方面则是整体社会在人口结构和价值取向上的全面的变化。简而言之，即是高圈层人口的持续流失和余下圈层人口价值取向的固化。高圈层人口的流失包括高质量出国留学人员的留滞不归、富人阶层和部分中产阶层的移民和隐形移民、知识精英避居他国、技术精英转投国外企业以及贪腐官员的出逃、退休官员的移民等。这些人员的流失直接削弱了国内思想文化、价值取向产生多元化转变的几率，也是没有产生2001年加入世贸时西方希望中国由经济发展传导至社会转变的原因之一。所以很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看到随着财富的巨量增长，在社会舆论场产生明显的话题质量升级，反而是近年来在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各种低俗、民粹、左倾、复古崇古的言论泛滥，各种自保、躺平、乡愿、唯利是求的论调流行，一股暴民戾气来势汹汹，一种下沉摆烂或只认实惠的心态裹挟全网。放眼望去，余下的圈层在一个结构固化的场域中相互间不断加强着价值取向的固化。能够撬动规则的人已经“润”走了，剩下的便只能关心在既有规则下如何最大化自身利益。这在此地本也无可厚非，因为鲁迅当年说的“中国只有两个时代”的话仍然有效。大部分普通人没有精力、没有能力、没有手段（也是被剥夺了手段）去改变规则，只能想着在给定的规则下如何相对更好地生活；大部分人也并非真心拥护什么，只是不拥护便没有更大的做事、获利的舞台，由此想做事、想获利的人便都得向某个强势的系统靠拢，王侯将相、达官贵人也概莫能外。具体到主要各个年龄群体，50后是红旗下的蛋，也是红旗砸碎了蛋，有着既怀揣一颗红心的向往，又怨怼、又再感恩的复杂情感，尽管不乏靠自身努力穿越周期破茧成蝶者，但总体上是被剥夺后的愚忠或犬儒，其价值取向以民粹和左倾居多，是坚定的回归毛时代的主要鼓吹者；60后的大部分是吃到改革时代红利的一代，最近40多年积累起来主要社会资源都在这一代手中，他们持举双手赞成改革开放的立场，对给予这些成果的体制也基本上拥护支持，同时对于动摇手中既得利益的变动又十分敏感和抵触；70后是跟在60后后面品尝时代红利的一代，是市场经济的主要受益群体，但70后又是40后的下一代，40后在建政时期遭遇的家族命运变迁，在70后一代中产生了价值取向的巨大分化，爱“国”与恨“国”在不同的70后身上鲜明分野；80后是50后的下一代，被称为抱有理想主义的最后一代人，但大部分都缺乏家庭的资源托举，成年后基本上要靠自己打拼，且看尽了时代切换、社会转型的无情，生存压力和精神忧患令本应承前启后、开启新声的80后一代在短暂的高光时刻后陷入长久的沉默与消隐，舆论舞台上80后还没有形成鲜明的代际声音；90后是60后的下一代，其成长的年龄段与60后逐渐优渥起来的家境重合，很多是在蜜罐中长大，眼中尽是一派大国繁荣、凯歌高奏的景观，当中“小粉红”“小愤青”不在少数，但其内部悬殊的家庭差距，也令其是“躺平”姿态的始作俑者；00后及之后，不问国事，沉迷数字世界和国风古韵，内卷教育的最大受害者，其中相当比例遭遇心理和精神疾患，在当下经济环境的压迫下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平成一代”，其价值取向暂不明朗，但却是形成“二次元”文化和国风文化世代的主力军。细数下来，这跨度一个甲子的6代人，除开流散到海外的高圈层人口外，留在国内的其余圈层持有的价值取向不是偏左就是中间保守，不是受到压抑就是主动沦丧，突破激变稀缺，但返古复辟有余。广大的社会舆论场内充斥着忠字红歌般的文革余音、虽远必诛的声讨之声、U型锁砸车式的愤青叫骂、“厉害了我的国”的吓尿宣言，以及男扮女声刻意古雅的嘤嘤之声……眼见着朝着一条逼仄狭小、院墙高筑的死胡同一路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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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布鲁姆写下《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书中主要探讨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借用这一观察视角，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是否也在走向封闭呢？而且是远超高等教育这一个领域的全方位的社会精神趋势呢？以上对体制内官吏、传统传媒、知识精英、民间社会及其文化心态这四大关涉社会精神塑造的主要方面进行了一番考察审视，不知庞大系统留给国人翻过围墙、探出脑袋、松腿伸脚、呼一口新鲜空气的空间机会还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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